隨著DeepSeek等AI工具的普及，基礎教育領域正迎來一場深刻的變革，不僅會改變知識的傳播方式，也將重塑教育的組織形態(tài)。在我看來，這一改變深刻印證了《德魯克管理思想精要》中的一個論斷：“在知識社會中，創(chuàng)造績效的不是個人，個人是一個成本中心，而不是績效中心；創(chuàng)造績效的是一個組織。”在知識可以唾手可得的今天，再優(yōu)秀的教師個體的智慧在AI智能體面前也會顯得“捉襟見肘”。

　　德魯克強調，組織的核心價值在于整合資源、發(fā)揮集體優(yōu)勢，從而實現(xiàn)個人難以達成的目標。在AI時代，教育組織的績效不再僅僅依賴于單個教師的能力，而是依賴于教師團隊、技術工具以及整個教育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協(xié)同合作。教師團隊可以通過分工協(xié)作，彌補個體的不足，發(fā)揮集體智慧的優(yōu)勢。

　　在傳統(tǒng)教學實踐中，教師個體承載完整的知識傳遞鏈條，其勞動價值直接體現(xiàn)在學生認知的改變中。AI時代的學校教育，教師的核心勞動轉化為知識元件生產——課堂有可能成為原始數據采集場域，教學行為被分解為可觀測、可編碼的認知交互單元。教師投入的時間成本主要用于生成兩類組織資產：顯性化的教學行為數據（如提問策略的時間分布）與隱性經驗的標準化切片（如不同學情下的反饋模板）。這些元件需通過組織的知識工程系統(tǒng)進行清洗、重組、驗證，才能形成具有遷移價值的教育解決方案。組織的知識工程系統(tǒng)借助專業(yè)的數據處理算法和分析模型，對教師生成的教學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篩選，去除無效或冗余信息，將有價值的知識元件進行重新組合和優(yōu)化，最終形成一套完整且可推廣的教育方案。

　　AI時代，教師既是組織知識網絡的資源供給節(jié)點，又是系統(tǒng)化教育產品的使用者。這種雙重角色導致兩個關鍵轉變：其一，教師的核心能力從教學設計轉向知識貢獻，其職業(yè)價值取決于向組織知識庫輸送有效元件的質量與頻率；其二，教師的教學行為越來越依賴組織提供的認知技術支持，如基于全校學情大數據生成的差異化教學方案。教師勞動被深度卷入組織級的知識生產體系，個體創(chuàng)造力通過系統(tǒng)化的質量控制流程，轉化為可規(guī)模化的教育服務。組織鼓勵教師積極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創(chuàng)新成果，同時不斷優(yōu)化認知技術支持系統(tǒng)，為教師提供更加精準、有效的教學輔助工具。

　　然而，這種看似高效的重構背后也暗藏隱憂。首先，當教學行為被高度數據化和標準化時，教師的個性化教學風格和創(chuàng)造性可能會受到限制。其次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越來越依賴組織提供的技術工具和數據支持，可能導致他們在教學決策上的自主性降低。重要的是，新型評估標準將教師價值錨定在知識貢獻度這一維度，本質上構建了教育領域的認知資本市場。教學元件貢獻量、編碼完整度等指標的確立，標志著教師勞動進入可計量、可交易的階段。這種轉變雖提高了管理效率，但也可能引發(fā)教育價值從育人本質向知識資本積累偏移的異化。

　　如何應對AI幻覺、如何甄別信息的真?zhèn)蔚葐栴}，顯得尤為重要。這不僅需要個體具備堅定的獨立思考意識，同時也需要組織的支持和團隊的協(xié)作。學校組織需要經歷從科層機器向生命共同體的進化，實現(xiàn)教師智能與機器智能共舞、組織效率與個體靈性共生的新生態(tài)。這既是對教育本質的回歸，更是對人類認知進化的創(chuàng)造性回應。

　　因此，未來的教育研究，需要在技術賦能與人文守護之間尋找平衡點——既不能沉溺于浪漫主義的個體英雄敘事，也不能放任知識勞動徹底淪為認知資本的生產要素。為此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具體行動：重新定義組織效能，將教師幸福感、教學藝術性等軟性指標納入績效評估；創(chuàng)新知識封裝倫理，建立教育數據的確權體系與收益共享機制；提升混合型專業(yè)素養(yǎng)，培育既精通數字工具又守護教育本質的“雙棲教師”。

　?。ㄗ髡呦到K省中學語文特級教師，中國教育報2012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）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5年02月14日 第04版